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龙”

张志浩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龙”

编者按：原文标题为《夏朝：最早的“小青龙”》。

我不知道自己对历史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浓厚起来的。但我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部电视剧，自己好像看过好多次，但从来没有看到结局，只记得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秘密。正是这种神秘的调性，让我在小时候就对我来自哪里，我的妈妈（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是谁，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以及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好奇。这部电视剧叫《小龙人》。1992年的六一儿童节，这条“小青龙”跟全国的小朋友们见面了。从此，在我的小脑瓜里，就充满了对“许多的秘密”的思考。

如果有人突然问我龙是什么颜色的？我第一反应一定是青绿色，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童年这只“小青龙”太过先入为主，后来知道了道教四灵里“青龙白虎”的说法，就更加强化了这个“刻板印象”（当然这里的青可能不是绿色而是黑色）。

但当我看到这条龙之后，我才知道，一切的“自然而然”都是有原因的。

这原来应是一面“龙旗”或者木质“龙牌”，现在只留下旗帜或者木牌上的绿松石装饰。布帛或者木牌虽然已经腐蚀消失，但留下的它依然遒劲有力。中国龙的文化密码，也许就在于此。这条小青龙来自一个大名鼎鼎的地方—— 二里头。

这是考古学家们2002年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宫殿区的一座高规格的贵族墓葬里发现的青龙。这条龙斜放在贵族的右侧手臂上，龙的身上还放置了一件铜铃。

《诗经·载见》中记载的“龙旂阳阳，和铃央央”大概说的就是它了吧。

《诗经·载见》是一首描绘周王朝祭祀的诗歌。如此看来，我们很可能发现了周人祭祀礼仪的文化源头。

就在《小龙人》播出的那一年，有一位名叫许宏的青年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专攻城市考古方向。后来，正是这位许宏先生和他率领的考古队，发现了这条小青龙。

其实，在二里头发现的不仅仅是这条“小青龙”，还有“最早的中国”。

许宏先生有本书就叫《最早的中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书名？这跟一个时代、一种部落文明有关。这个时代、这种文明被后来的人称为夏。二里头和夏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是两套语言体系，两套命名办法。“二里头”是考古学的叫法，二里头所反映的时期，就是夏这个时代和它的文化。

夏绿松石龙形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收藏

《史记》记载，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就叫“夏”，但是我们一直对这个“最早的中国”知之甚少。20世纪，一众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们就曾对此提出质疑：司马迁的话真的可信吗？夏真的存在吗？他们被称为“古史辨派”。要不是后来有甲骨文研究这项硬功夫以及殷墟的发现，人们甚至都会怀疑商的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夏的问题仍一直悬而未决。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里头被发现。考古学家的工作是漫长的，常常需要好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二里头的科学发掘工作就是如此。二里头文化遗址，其实在1959年就被发现了。发现它的徐旭生先生可不是误打误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徐旭生先生就锁定了河南中部的洛阳盆地。老先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判断，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甚至说是都城，就应该在这里！

考古专家们为何会盯上洛阳盆地，把它列为二里头遗址的重点搜索区域呢？这当然与历史有关。中国的考古工作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充足的典籍作为辅助。现存的众多历史典籍反复提到，洛阳盆地就是夏王朝中心位置的所在区域。

当然，考古学能够利用到的手段远远不止古籍记载，还包括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因素，等等。

华夏民族的农业历史源远流长。哪里是农业生产最早的发祥地，哪里就更有可能出现大型高级文明，长江和黄河两大河的中下游就是农业文明的摇篮。

北方人主要种粟米，南方人主要种稻米，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带就成了粟米和稻米拥抱在一起的地方。在极大程度依靠老天爷赏饭的新石器时代，多一些农作物的选择，简直就像是拥有了一种“黑科技”。这使得这个地方抵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的能力远强于其他地方。不难想象，这种地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北、上、广、深”，是机会之都，大家都想到这里来挣一口饭吃。如果那时有王朝的话，考古学家们会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国都。

推测是推测，证据是证据，能不能找到“失落的夏都”，还要看考古学家的搜证工作。

于是，就有了此后的60多年间，三代考古学者（许宏教授就是第三代考古队长）前赴后继，在这四万多平方米的考古现场上孜孜不倦工作的场景。

中国考古人的判断和努力配得上足够有价值的发现。

首先是建筑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需要1000名劳动力共同建造200 天以上才能完成的巨大宫殿，仅仅一座宫殿就比现在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再加上设计、绘制、测量、建造、后勤保障人员，整座宫殿需动用的人口想必要超过数十万。人口是衡量史前文明的重要标准。在二里头被发现之前，一般的史前文明聚落总人口不会超过5000人，而这里以万计的人口数告诉我们，这个文明聚落必定已经出现了极其细致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史前”二字称呼它了。

二里头文化遗址告诉3700年后的我们：这是一座道路宽阔（最宽处达到20多米）、宫殿巍峨、精致美丽的上古名城！

气派是足够了，但它怎么就是“最早的中国”了呢？

从宏观上说，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大，还很有“中国气派”。

城市中有很多大“四合院”建筑。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出现了明显的中轴线设置。

有宫殿群，就意味着宫殿不止一座。城市必然涉及道路规划，功能区划分。这种设计是最能体现设计者的精神世界与文化认同的。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二里头遗址的宫殿设计与城市规划很不简单。比如，俯瞰宫城里的宫殿建筑群分布情况，我们会惊人地发现两组明确的中轴线规划设计。

玩笑地说，宫殿有“中”轴线设置，用河南话说就很“中”，也很“中国”了。

许宏教授在《最早的中国》中写道：“这和我们几千年后的故宫比起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二里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眼熟”。没错，不仅在河南，它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燕山南北的夏家店文化、黄河上游的甘肃地区，甚至是四川的三星堆以及越南北部的很多文化遗址中都出现过二里头风格的器物。猜猜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回到那条“小青龙”。中国是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往今来的祭祀传统，更是每个王朝的文化高标。二里头大量的祭祀文化的表现让它在上古的星空中如此璀璨。